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加剧了长江中下游各省社会经济的极大震荡。农村自然经济的迅速解体，农产品的商品化，沿江从苏淞太到湖广纺织等手工业的衰落，造成了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这一情况，长江中下游显得比其他区域尤为严重。另一方面，随着半殖民地商品和劳动力市场的扩大，刺激了民族近代工业的产生和艰难地发展；帝国主义掠夺农产品和原料需求的大大增长，也刺激了适应这种需要的加工、包装、运输、土特产等等手工业的发展，大批工厂、矿山、铁路的创建，又刺激了相应的服务行业的兴起。这一经济生活的大改组，长江中下游较其他区域也显得尤为突出。这种经济生活的极大变动，集中表现为破了产的农村居民向城市和交通线转移。正如当时人所描述的那样：“今也实业渐兴，工厂日增，给使贫民，以供己役。始也乡野农民，惑于赁金，弃农弗务，舍野业而营市业。故近世江淮农民，远客他乡，计数十万，而上海、汉口诸埠，则人口增加，达于百万（其中商人新党不过万人，余均应其役而供其求者也）”（刘师培：《新政为病民之根本》，《天义报》第8——10期合刊本。）。江淮一隅，农民远客他乡的竟达数十万之多，江苏以上沿江六省，当数倍于此；上海、汉口两大城市的人口均达百万，沿江各省几十个中等城市的情况，可想而知；至于集中到小城镇和交通沿线的人口，又不知凡几。长江中下游半殖民地社会经济超越其他区域的虚假繁荣，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大改组，是各种民间秘密结社特盛的症结所在，更是长江哥老诸会党以最大规模和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长江会党的迅速发展，还有其它一些独特而重大的*原因。

　　从太平天国挺进湖广、定都天京直到败亡，前后在长江中下游盘踞和活动了近十二年之久。当时活跃于沿江省份的洪门天地会众，“大半附之而去”（王定安：《湘军志》（曾军第二）第1——2页。）。太平天国先后败散的上百万大军的革命战士，大多流落在沿江各省，这就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此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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