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群众曾经来自农村，又同农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长江会党成为农民自发反抗斗争的组织者；农民也成为下层市民反抗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纵观辛亥革命时期长江中游的群众斗争，很少单独的农民运动；斗争形式绝大多数也是农民同城市下层群众合力举行城市暴动和起义。这类斗争的□起，就造成了清统治者终于避免不了瓦解和鱼烂的局面。但是，在会党中起主导作用的城市下层劳动群众，毕竟又是离开了农业生产的劳动群众，他们又必然主要是根据切身的利益去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党没有决心、勇气和能耐发动农民的情况下，会党也就只能零星地自发反映农民的土地要求。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会党成为城乡下层劳动群众自发斗争汇合的触媒，从而会党便充当了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松懈联盟的纽带。这是长江会党力量的所在之一。
相当数量的清朝新军和防营士兵，是长江会党的另一重要成份。这是清王朝君主专制制度大厦的支柱行将摧折的信息。在唐代总结出“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民术之前，春秋时代就提出“夫兵犹火，弗戢将自焚”的治军经验。然而统治者并没有因此变得聪明起来。反动统治者越是腐朽，就越是乞灵刺刀维持秩序。事情的结局往往是这样：一旦革命危机成熟，反动军队中与统治者处于阶级对立而觉悟起来的士兵，总是反戈一击致强敌于死命的冲刺力量。由于新军装备比较精良，所以成了会党渗透的主要对象。会党渗入新军，给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新军起义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关于这一点，主要是两湖特别是湖北的会党，作出了最有成效的贡献。当张之洞建立湖北新军之初，在科学补习所的革命知识分子投军的同时，经会党首领输送成员入伍的“新货”尤多（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第3——4页。），此后，从一九○七年起，共进会在长江各省发动会党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通过会党的渠道进入新军兵营。如果说，同盟会总部在华南等地发动的起义，走了“由注意会党而及防营，复由防营而及新军”的历程，那末共进会则是由会党而进入湖北新军，走在前头。这除了湖北共进会的努力外，湖北会党的积极活动也是重要的因素。由于有从社会到军营中会党分子的发动，才推动了新军士兵中同会党毫无联系的清一色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避免了单纯军事冒险，而打响了武昌首义胜利的枪声。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就赢得了湖南的率先响应，和湖北各属的光复。在防营中，会党的发动工作比较薄弱，但是也功不可没。他们或者像湖北老河口巡防营那样参加了光复襄阳的义举；或者像长沙巡防军那样临阵拒绝同起义的新军作战。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会党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策反新军和防营的重要桥梁之一。这是长江会党力量所在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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