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长江哥老诸会党，并不象一九二六时那样是游民无产者的集合体，当时就不乏这样的记载。《新世纪》杂志曾有人著文论及：“证诸近年长江一带之哥老会，凡在通商大埠之劳力者莫不入党”；“长江一带，凡充当兵丁之人，亦大半来自会党”（反：《去矣，与会党为伍！》，《新世纪》第42期，1903年4月11日出版。）。当时调查和运动会党的日人平山周也说过：“（萍醴）矿夫多属哥老会、洪江会”（（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四月第二版，第79页。），朱执信在一九二○年还说；“所有秘密会党主要分子，还是现在做工或做过工的多”（朱执信：《没有工做的人的“生存权”和“劳动权”》，《朱执信集》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版，第691页。）。学习毛主席作社会调查的方法，作点历史调查，就会发现：辛亥革命时期的长江哥老会诸会党的绝大多数成员，大多是或少有产业，或已有职业和工作的下层劳动群众。

　　要正确地评价长江会党，就得提防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偏见。朱执信说得好，“会党本来没有区别收工人，收土匪流氓的，……但是社会上一般人看见做工的，没有觉得他是会党，就不怕他。看见流氓土匪，以为是会党了，就怕起来了”（朱执信：《没有工做的人的“生存权”和“劳动权”》，《朱执信集》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版，第691页。）。这段话对传统偏见作了深刻而又形象的揭示。会党是一个反清的*结社，虽然他的绝大多数成员是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新军和防营中的士兵，山泽的农民，独劳小业主和潦倒落拓、奔走江湖的小知识分子等下层劳动群众，但也不拒绝少量立志反清、弃旧图新的流氓土匪和地主入党，这并不影响或改变团体的主要成分，决不能因此而对它加以歧视。

　　由此可见，把长江会党视为流氓的团体或者夸大它的游民成分，那是不正确的。至于撇开会党中起决定作用的广大城镇下层劳动群众这一主要成分，把会党说成是农民的秘密结社，这也不切合当时的实际。

　　弄清长江会党的主要社会成份，对于那些主要成份所带来的多边社会联系进行考察，是说明长江会党在辛亥革命中重要地位的又一关键。

　　长江会党，有一定数量的农民。但是农民是跟随着城镇见多识广的苦难弟兄走，而不居于主导地位。城镇下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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