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反动派总共屠杀了多少群众，谁也说不清楚了。目击过现场的容闳说：1855年夏季，清朝广东当局在广州一地就*七万五千余名（容闳：《西学东渐记》第六章。），据广东统治当局一份逐月载明的清单统计，自咸丰四年闰七月中旬到五年九月底止，被当作起义军罪犯解送到广州的人数为三万五千零九十七人，其中被“正法”者三万零九百零八名，释放的仅一千一百零五名。（《谳局收到审办并现押各犯清数》，佐佐木正哉：《清末的秘密结社》，页82—89。）。中外文资料都有记载说，1855年至1857年，两年多的时间内，叶名琛在广东共*四十余万（参见冯钺：《感事》，《敬业堂集》；库克：《叶名琛浮海记》，《大风》第56—59期。）！

　　伴随着屠杀而来的洗劫。官军、团勇所到之处，“美恶兼收”，“瓮缶净洗”（《赵沅英手稿》。）。连那些不堪其扰的地主阶级分子也痛骂“团防粉饰皆欺国”（马杏春：《感事》，《东亚一粟斋初集》。），也慨叹“兵祸甚于匪患”，所谓“匪过如梳，兵过如篦”（陈殿兰：《冈城枕戈记》。）。有个叫斯卡士的英国人，他曾经目睹这种情景，他说：官军把起义军曾经占领过的所有村庄“都付之一炬”，“荒凉的废墟使人触目惊心”。“穷人们在悲惨的情状中痛骂清兵，老人以至小孩都群向外国人控诉那些凶狠士兵们的暴行”。这个英国人还十分有见地的指出：“大量的人民被残酷地杀戮这个事实，不只说明了革命是蔓延得很广的，深得人心的，而且说明了摧毁革命的政府，是不值得存在下去的”（斯卡士：《在华十二年》，第21章（译稿）。）。

　　1855年下半年以后，这场大起义的中心地带转到广西和粤桂交界地区。两广统治当局调兵、募勇，举办团练，均无法对付他们。于是，清政府就从江西前线先后调了刘长佑、刘坤一等率湘勇进入广西。刘长佑等深知，当时，清政府要对付全国各地各族人民起义，特别是要集中全力扑灭太平天国，兵饷两难，不可能抽调更大的兵力、财力用于对付这支起义军，而两广地方的地主武装又实在缺乏战斗力。他们又深感，对于多年来被称为“盗匪之都”的广西地区，一味实行高压的屠杀政策也是行不通的。他们也看准了起义军各股力量之间分散、互不统属的弱点，认为这是可乘之机。基于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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