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大股土匪，除了进行有组织的抢劫掠夺活动以外，有时也干出一些与梁山泊绿林豪杰相类似的劫富济贫，为农民伸张正义的事迹。例如，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广西天地会张嘉祥部，曾以“杀官留民，劫富济贫”为口号，并提出了“上等之人欠我钱，中等之人得觉眠，下等之人跟我去，好过租牛耕瘦田”的口号。<%《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第50页。%>到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山东的临清的土匪中，也流行着一支与此相似的民谣。江苏盐城的一个土匪集团，还发布过这样的宣言：“我等发出告谕，要求绿林大众为了一个目的群集起来：清算我们社会中的腐败因素。普通乡里是我们关切的对象，集团财产是我们的目的。首先，我等必须处死贪官污吏和为富不仁之辈，摧毁中国灾害的根源。并把它改造成为完全的新世界。”<%长野朗：《支那农民运动观》。1933年东京出版。%>这些向往公平和正义社会的民谣告示，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愿望，正由于这个原因，农村会党、土匪集团，常常有众多的农民参加，如张嘉祥的“怡义堂”，最盛时期拥有万余群众。民国时期一些地方的绿林部队，情况也大体如此。而在会党起义高潮时期，就有更多的农民群众加入起义行列。所以会党起义的真正力量，还是来自农民群众。
从相对稳定的（半永久性的）大股土匪向前推进一步，就成为土匪军队。土匪军队一般多在几股土匪联合的基础上，采取军队式的编制，诸如分成军、师、旅、团、营之类，有的还采用正规的纪律条令和戒严令。<%何亚西：《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第34—38页。%>他们除了进行常规的土匪掠夺活动以外，还不时向城市集镇和地方政府发动袭击。如淮北地区的各支捻军，民国时期活跃现华北的白朗部队，河南的“老详人”部队，以及江西井冈山地区被*党改造前的袁文才、王佐的部队，都属于这种性质。
总之，以上各类土匪活动，都是农村会党对外功能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他们求生的主要行径。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近代城市的兴起，大批农村的失业者、土匪、游民涌进城市寻找职业和生活机会，秘密会党行帮的势力也就在城市中迅速发展起来，于是就形成了近代城市型的会党。
由于近代中国城市的半殖民地性，以及城市行业多样，竞争剧烈，人群庞杂，流动频繁，统治者的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