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海上贸易的兴旺往往伴随着海盗活动的猖獗。乾隆二十二年(1757)后,清朝对外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广东海上运输相对自由。另外，由于清政府除军械、硝磺外。还将大米、铁器等物都列入禁止贸易的名单内，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对铁的需要、广东等地对越南大米的需要都十分迫切,这种经济上的需求刺激丁*贸易的兴起[2]。贸易兴旺、便于骑劫的航路对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上而富有冒险精神的渔民、蛋民、水手来说是十分诱人的。乾隆中叶以后，广东的小股海盗呈现出越来越活跃的趋势。沈德潜在《防海》一文中说：“迩年以来,小寇亦尝窃发，往来商船,时闻劫夺”[3]。每年自春至秋，“皆盗艘劫掠之时”。从乾隆中叶到末年，广东海盗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匪股规模不大，一般以越南为基地，旋起旋灭，对清朝统治不构成大的威胁。雍正时期的蓝鼎元谈到的粤东海盗“踏斗”的情况与这一时期广东海盗小打小闹的情况相仿佛,他说：“原贼之起，其初甚微,止一二人，密约三五人潜至港口，窥伺小艇附岸，径跃登舟，露刃胁人，驾出外港。遇有略大之渔船,则诈称买鱼，又跃而上。再集匪类至十余人,便敢公然行劫,此粤东所谓踏斗者也。出遇商船，则乱流以截之……日久日多，遂分为一二船，势渐以大”[4]。如乾隆五十五年正月，温亚常先后在越南纠约伙众到内地洋面行劫。从二月至五月,在海上行劫数次，劫得鲜鱼、衣服、酒、米等物,又有苏廷球等“被掳入伙”。六月回越南短期休整，不久又纠同出掠。后来，温亚常、蛋家二船在崖州老虎头山洋面遭遇“参将钱邦彦巡船，疑系商船，扰近图劫，官兵施放枪炮，将盗伙黄亚六、李廷彩击毙”，盗船逃逸，官船追击，在伽罗州洋面,官船被礁石撞破搁浅，“适大辫三、何起文二船驶至接应”,众海盗将钱邦彦等官兵杀死[5]。朝廷闻报后，谕令粤督福康安“严缉洋匪”[6]。福康安不敢懈怠,迅即调派兵力搜剿，温亚常、蛋家二等匪目匪伙纷纷落网[7]。

    从上述匪殴的活动中，可以看出，该股规模不大，属临时纠约；虽以越南为基地开展活动，但还未被西山军利用,官府还有能力控制事态的发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