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尚武精神 

晚清时期，军队风气废弛。有人这样论说：“吾闻故老之谈粤捻之乱也，人约甲军先有懼乙军之心，不战而溃。枪声一交，则呼曰败矣，逐相率而大奔”，“一遇外人则从风而靡矣”（注：《论中国宗教以贱武为宗旨》《东方杂志》第一年七期。）。不仅军队尚武精神缺失，而且“近世以降，民气日弱”（注：《论中国民气衰弱之由》，《东方杂志》第二年八期。）。时人在呼唤着尚武精神，他们主张，“士不武非善士，农不武非勤农，工不武非良工，商不武非豪商”（注：《四川》1961年重印本52页。），“父不以不武之子为其子，兄不以不武之弟为其弟，夫不以不武之妇为其妇，师不以不武之徒为其徒，友不以不武之友为其友，入而家庭，出而社会，始于个人，终于国家”（注：《四川》1961年重印本52页。）(P59)。这种状况使革命派中许多人宁愿铤而走险，以暴力来唤醒国人，尤其是海外的留学生。他们认识到外人“恶侮辱，宁斗死”，而国人却“恶斗死，宁忍辱”（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一卷四号。）。在行动上表现为学习研制武器，“欲以术倾清政府”，以改变“自秦汉以降，吾族不武，荆轲聂政之事，几于绝迹”的现实。杨笃生在日本学习制造炸弹之术，回国后参与许多起暗杀活动。吴樾也在军校任教，崇尚流血暴力的暗杀手段。徐锡麟虽是眼睛近视，但坚持苦练枪法，注重对大通师范学堂学员的军事训练。刘思复将无政府主义与尚武精神结合起来，他极力主张仿效虚无党人的手段进行暗杀，又亲自试制炸弹，虽自伤不辍。可见，正是尚武精神的呼唤，才使革命派中有许多人相信极端暴力的威力，从而摆脱以前“八股试帖，楷摺取十”的沉醉状态。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毕竟是知识分子，过于注重那种“大丈夫不稍短气”的暗杀精神，而忽视了暗杀所必需的实际技巧。所以许多次暗杀行动虽然是起到了激励革命同志的宣传作用，但实际效果不够理想。也许这一现象的贯穿始终正是尚武精神的感性冲动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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