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帝王的谕旨神圣不可违逆，大小臣僚皆须伏首禀遵，即使被革职治罪，甚至砍头处斩，亦必得叩头谢恩。但中国近代却多次发生臣下批评帝王行政失误，议论上谕是非的事件，形成一股前所未有的论驳上谕风潮。对于这一历史现象，目前史学界尚无专文论列，笔者拟就此试作铺陈论析。 

一、劝善规过　未逾雷池 

1843年4月，道光帝颁谕起用鸦片战争中误国获罪的琦善等人。消息传出，虽人情骇异，但慑于皇威，多不敢发。独御史陈庆镛上疏，论陈“行政之要，莫大于刑赏”，“刑赏之权”虽“操之于君”，但却“喻之于民”，疏请道光帝“俯采舆情”，“收回成命”。终使道光帝宣谕承认“朕无知人之明”（注：《清史稿·列传》，卷三七八，第11591～11593页。），将琦善等人再次革职。 

1865年3月，慈禧利用翰林院编修蔡寿祺并无实据的参折，径由内阁明发上谕，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注：《翁同龢日记》，第六册，第379页。）等罪名，罢去恭亲王奕訢的军机处议政王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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