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政院议员于辇毂之下，群起争鸣，理论上谕，以入木之言揭露清廷“假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注：《速记录》，第34号，第12页。），其词锋之尖锐犀利，不但为中国近代历次论驳上谕风潮之所无，有清以来所未有，在2000余年的封建社会中亦属罕见。无怪乎《公论西报》极力攻击资政院议员，“抗旨要求，……有侵夺君权之势”，“直视上谕如弁髦”（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上谕附件。）。 

此为中国近代论驳上谕风潮的后一阶段。 

三、风潮缘因变局起 

通过以上的分析比较，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历次论驳上谕的风潮，都是在国内外阶级、民族矛盾尖锐，各种社会*危机加深，人们普遍存在着国将不国的危机感的情况下发生的。人们论驳上谕，皆“为国家大局起见”（注：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07页。），“因关系国家大局，不敢缄默不言”（注：《翁同龢日记》，第一册，第385页。），明确反映出其爱国救国（当然不是近现代的国家观念）的*思想主旨。但是，论驳上谕风潮的前后两个阶段又有着两点重要差异。 

其一，前一阶段论驳上谕的人员，皆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官员，恪守着君为臣纲的*伦理道德，完全是以臣子的身份自居自责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忠君与爱国是统一的。议论上谕，规谏帝王，是尽臣子事君之道，既是忠君，又是爱国，其言行并未超越封建统治的*秩序。他们理论上谕的根本目的，是力图使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