谕旨颁下，惇亲王奕誴首先上奏剖辩说：奕訢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著劣迹”，“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将奕訢“遽行罢斥，……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非浅鲜”，要求慈禧“一秉至公”（注：《翁同龢日记》，第1册，第385页。）。其后，醇亲王奕譞亦上疏为奕訢辩白说：奕訢“事烦任重，其勉图报效之心，为臣民所共见。至其往往有失检点之处，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注：《翁同龢日记》，第1册，第385页。）。当其时，都察院、宗人府，军机大臣李棠阶、左副都御史潘祖荫等亦分别上疏，奏请“庙堂一德一心，共资康济”（注：吴相湘：《晚清宫廷实记》，第108页。）。在由肃亲王草拟、礼亲王领衔，要求朝廷准奕訢悔过自新，重新录用的奏疏上列名者，多达70余人。在“枢臣比留，亲藩疏请”，一致要求奕訢复职的情况下，慈禧担心若一意孤行，“骤易执政，既恐危中外之心；废黜宗臣，又虑解天潢之体”（注：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160页。），于是以奕訢“深自引咎，颇知愧悔”为由，恢复了其军机大臣之职，但为维护个人权威，仍免去了奕訢的议政王之职，以示裁抑。
1873年11月，同治帝颁谕命修复圆明园。御史沈淮首先上折奏请缓修。同治帝再降朱谕，一方面申明此次园工系为“以备圣慈燕憩用资颐养”，一方面表示仅将某些必须之处“略加修葺，……以昭节省”（注：《穆宗实录》，卷三五八，第734页。），希冀以此平息群臣的劝谏之风。此时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各地农民起义刚被镇压下去，各业萧条，百废待兴，帑藏支绌之际，群臣多怀履薄临深之惧。有鉴于此，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李鸿藻、御史游百川等，又纷纷上折苦谏。
同治帝在慈禧的示意支持下，我行我素，三降朱谕，为自己开脱拒谏嫌疑，诡辩云：“自古人君发号施令，措行政事，不可自恃一己之识，必当以群僚适共议，可行则行，不可则止”。但此次园工，乃“为人子者，欲尽娱志承欢之孝，非他务可比也”。怒斥游百川“徒沽其名”，“阻朕尽孝之心”，下令将其“即行革职”，并严厉警告百官：“俟后再有奏请暂缓者，朕自有惩办”。（注：吴相湘：《晚清宫廷实记》，第108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