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帝王个人的贤愚、性格、言行、*举措等，对国家*的影响极大，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甚至起决定性作用。每当帝王的言行与*举措失当，不能有效应付国内外变局时，他不仅难以代表全体人民，而且难以代表整个统治阶级成员的利益。封建统治阶级成员既忧惧于国之不存，人将焉附的危境，又拘囿于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只能借助于规谏、甚至不惜激烈批评的方法，促请帝王克己改过，重新回复到整个封建统治秩序最高维护者和根本利益代表者的原有位置上。 

在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体系中，除了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外，还蕴藏着其他某些积极因素，闪烁着朴素民主思想的火花。亚圣孟子曾提出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命题。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所谓“民为贵”，大多是某种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或权力斗争的口号。但“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却作为潜意识为封建士大夫所默认和接受。这是因为：其一，就二者关系而言，先有江山社稷，而后有君主，无社稷何来君主？其二，社稷乃民族的象征与凝聚，具有永恒不变的特质；君主则为天命的代表，不具有永恒的意义，其存在与否，视其是否还代表天命。天命转移，君主亦随之嬗代。进入近代后，这一民贵君轻思想在西方重民、隆民思想的浸染影响下，再次被激扬起来。严复在《辟韩》一文中曾极力称赞“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有过于王侯将相”，强调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为“古今之通义也”（注：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第36页，第33页。）。在论驳上谕风潮的后一阶段，被资产阶级思想异化了的资政院议员，更把这一民重君轻思想凝炼为近代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新理念。19与20世纪相交之际，一些新的*群体形成，君主立宪思想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此时，绝大部分封建士大夫虽还不能彻底摆脱传统思想观念的历史惯性，但其思想意识中的正统皇权思想却有可能渐趋淡化，甚至发生错位，传统朴素的民主、民本思想的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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