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一运动的性质和目的，决定了它的保守性乃至反动性，必然越来越失去广大国人的信任，愈发陷入严重的紊乱和窒碍状态，其本身的影响力度也随之削减。革命运动的主体是在野的反对派势力，他们或是在国内秘密活动，或是在清朝鞭长莫及的海外建立基地，在举义成功前，没有国家政权力量和行政系统的职能性保障，是为不利的一面。但这一运动顺乎时势，是当时最为进步的社会*运动，具有正义的号召力和吸引力，故声威越来越大。立宪运动的主体立宪派情况复杂而不稳定，譬如其成份上清朝官绅和在野党人混杂，阶级属性上带有一定的边缘模糊性（基本上可以认定属于资产阶级上层），分化始终比较剧烈，这使得其运动客体也相应带有复杂而不稳定的特点，但总的看来也是一股发展比较迅速的运动力量，不失为一颗颇有分量的*砝码。
从三者与其他社会运动的联系看，则显出在社会基础条件方面的等次不齐。除新政、立宪、革命三者外，当时还存在过其他多种社会运动，但它们或为时较短，或只发生于某一地区，或呈散发性而没有构成统一的大运动，并且它们一般都与上述三大运动存在着归属性联系。从中可以看出，是以革命运动的社会基础条件最优，不管是各种场次的反帝爱国运动，还是民众自发性的抗暴斗争，都与革命运动交互激荡，甚或直接连通。这是因为，在当时反帝救亡与反清倒清成为一种不可割裂的历史联系，而处在当时所有社会运动最高层次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最能体现这一历史联系。因而，在客观上，它就得到或直接或间接的最广泛的社会呼应。相比之下，立宪运动即在其次，新政运动则更形孤单。
“变事”、“变法”与“旧邦新造”的定位层次
新政、立宪与革命三种社会运动，分别体现为“变事”、“变法”和“旧邦新造”的*不同的定位层次。
所谓“变事”和“变法”，是维新派人士对洋务活动和维新变法差异的区分。“变事”，只取法西方国家的技艺和其他某些具体事项之谓也；“变法”，则是要切实进行*体制变革。从这个特定意义上说，清末新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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