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士农工商的等级开始有所动摇，“士商平等”也仅仅是观念上确立的话，那么，20世纪初，清政府经济上一系列新举措的出笼，尤其是商部的设立和勋商章程的颁布，就不能不说是商人地位根本上的改变，“士商平等”才真正从事实上确立了起来。商人受到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而且他们的作用也愈来愈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为改善国内资金缺乏的状况，清政府还鼓励侨商回国投资。1904年命原华侨出身的张振勋赴南洋各埠考察，招俫侨商回国投资。1907年再命钱恂、陈宝琛、杨士琦等赴南洋各地抚慰华侨，宣传政府鼓励发展企业，颁定勋商章程的新政策，盼侨商回国投资。清政府*上给商人某种荣誉，提高商人的地位，经济上为商人投资提供良好的条件，使重商主义在20世纪初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二、重商主义突破了某一阶层或阶级独有的局面，表现出较为广泛的社会性
甲午战争后，一方面，朝野有识之士鉴于日本之强得力于行西法西政，于是鼓吹用西法行西政，改革中国传统制度的呼声日高。另一方面，《马关条约》允许日商在各口岸设厂制造，制造品免抽内地税厘，行销各地。据最惠国待遇，各列强亦纷纷效尤，在通商口岸投资设厂，给华商以沉重打击。华商所办企业由亏损而倒闭，民族工业陷入低谷。于是有识之士尤其是维新人士把重商视为其改革运动的一部分，设学会，上条陈，极力鼓吹，大力提倡，从而使重商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越来越为各阶层所接受、理解和提倡。
早在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中，就有许多买办、商人被聘去当官办企业的经理。同时越来越多的官员被任命去管理或监督各种新办的企业，而仍保留官职，官员和士绅也纷纷从商，因而出现了官商合流、相互渗透的情况，扩大了商人队伍，“到1900年，有那么多人亦官亦商。致使经商活动已经变成仕途以外另一个受人尊重的的选择了。”而且“这种有官商背景的人涌入商人行列，有助于在意识形态领域重新确立商人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8〕且不说清廷内部和地方大吏如张之洞、 刘坤一等人观念上的变化，就连当时的旧式士人、保守派官僚、封建正统知识分子都开始纷纷谴责传统对商人的歧视，把“重商”作为匡时救世之良方。1897年，与顽固守旧派共事多年的大地主出身的保守派御史褚成博上疏力言传统轻商之害，极力主张发展近代工商业以解救中国免受帝国主义之侵略。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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