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士人孙宝瑄对“商”的地位的认识，更深刻地映照了近代社会生活的变动大势及重商主义在20世纪的重大影响。他甚至把“商”归结为整个社会富强的中心。“商业者，组织社会之中心点也。……苟无商以运输之，交易之，则农工无可图之利，而其利荒矣。是故，富之本虽在农与工，而其枢纽则在商。……故曰：商业者，组织社会之中心点也。”〔9〕出于旧式士人之口， 倒颇似早期改良派人物的见解。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亦曾嘲笑商人爱推波助澜，后来却一变而恭维他们足智多谋和富于创业精神，极力敦促他们在大规模贸易和工业方面与政府合作。〔10〕他们的转变都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思想斗争过程，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早期改良派“重商主义”的影响无疑是促使他们趋于重商的动因。而正是这种转变，扩大了商人的影响，使重商不再仅仅是少数人的呐喊，而汇成了一股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潮。因而在1904年，有人撰文大呼：“商业者，古今中外强国之一大关键也，上古之强在牧业，中古之强在农业，至近世则强在商业。商业之盈虚消长，国家之安危系之”，因而“商兴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富强之基础，我商人宜肩其责”〔11〕。这一方面表明商人阶层已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和社会力量，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另一方面也说明20世纪初年的重商主义和早期改良派的重商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以上措词，还是其内涵，都足以说明这一点。
清廷对“商”的提倡和一定程度的扶持，地方大吏的极力推行，商家地位的改善，商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官僚士绅们价值观念的更新，一方面，使重商主义变得已不再仅仅是早期资产阶级代理人——早期改良派等少数人的倡导，而变成了除资产阶级外，还包括官僚、士绅等朝野内外的共同呼声，从而使重商主义的发展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性。另一方面，又使重商主义具有了更多的现实性，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20世纪初工商实业的发展。
三、重商主义由呐喊变成了实业家的行动，促进了工商实业的发展
20世纪初，重商主义尽管仍举着御侮图强的大旗缓缓向前发展，但侧重点有所转变，即由主要对外转向了重点发展国内的工商业。以1901年1月清廷在西安发布上谕，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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