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还从“以国民权利为本位”出发，论证了开国会的目的。他们说：“欲求民权之扩张，非开国会则莫由”(《论开国会之利》，《大同报》第二号第40页。)，国会是“民权之集点”(《论宪政与国会》，《牖报》第六号第33页。)，只有建立国会，才能实现民权。他们把民权的有无直接与救国相联系，“今后中国之存亡，其现形系于主权之有无，其根本关于民权之强弱”(《国民主义》，《牖报》第四号第12页。)，所以中国“欲存于现世界，必变为民权国体乃能立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第593、117、120、4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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