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清末地方*参与强度的考察，将从另一个角度有助于说明当时*参与的水平。*参与的强度就是指*参与对公共政策影响的程度，也就是指*参与的有效性和重要性。对此一问题的考察，可以通过对地方自治选举结果的分析来说明。

　　从全国范围看，清末省谘议局议员的出身背景：1.有功名的士绅阶级占91％，其中进士占4.7％，举人占19.1％，贡生占29.7％， 生员占37.5％；2.国外留学者约占20％，以留日者居多；3.多数议员均曾在中央或地方政府中担任过职务，尤多中上级官吏；4.议员多数家庭殷富〔4〕。

　　从山东省的情况来看，至省谘议局成立时，共有议员109人， 其中进士5人，占4.6％；举人19人，占17.4％；贡生共计21人，占19.2％；生员共计50人，占44.9％；无功名者6人；出身不详者6人，共中71人受过新式教育〔2〕。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局部还是从整体上看，都能得到大体一致的结果。由于在财产、性别、教育程度上对选民资格的限制，清末民初的*参与实际上是一种地方精英的*参与。地方精英在选举投票过程中，为自身利益所驱动自然会推举本阶层的人选，选举结果表明了其*参与的有效性和重要性。当代美国*学家乔·萨托利在有关民主的论述中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可得到的自治强度同所要求的自治广度成反比。”〔5〕以此命题出发来分析当时地方*参与的强度，由于清末地方*参与的范围局限于地方精英，其广度相对缩小，这时期地方*参与的强度是相对较高的。至于省级以下地方自治，其*参与的强度是极其低下的。清末新政时期的地方自治面临重重困难，因为这种*参与是中国历史上的初举，所以在具体运作时不知从何下手。从几个省份的情况来看，大都是从成立地方自治研究机构、培养地方自治人才入手。从湖南、山东、河南等省的状况看，大都如此。湖南省至1911年3月，共培养有2819名自治人才〔4〕，山东省自治研究所于1909年1月开办的第一期自治人才训练班就有学员200余人〔2〕。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做法收效不大，加之上述选举资格的种种限制条件，使得地方*参与的基础极为薄弱。此地方自治的主动权完全操纵在官方手中，由此而产生的地方*参与完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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