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末地方*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程度和水平不同的*参与是和诸多的影响因素密切相关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影响清末*参与的因素作一些分析。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对其*参与的水平、模式等方面产生影响。从西方国家长时段的历史发展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参与水平几乎是携手并进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愈高，*参与的水平也愈高。亨廷顿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参与状况时，曾得出一个结论：“就社会——经济发展对*参与的长期影响而言，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参与的扩大，造成参与基础的多样化，并导致自动参与代替动员参与。”〔1〕也就是说，从长时段的宏观研究来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参与水平之间存在着一种正相关的关系。有资料表明，在清末“新政”前20年，约1887年，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和传统工交业产值占有很大比重，约占73.81％，新式工交、金融、建筑业产值份量极低，而且，当时的商业比起工业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很大，仍旧保持一种商强工弱的传统格局。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比例在1894年是9.7：1〔6〕，但这仅仅是一种纵向比较，若从横向比较，对照当时的日本来说，则显得相当缓慢。中国与日本的工交业资本相比，在1894年是1：2.300。〔6〕

　　清末时期的城市化水平也还是相当低的。其最显著的特点表现在，它是以商业而不是以工业为自身发展的动力源，因为近代的城市化是与开埠通商联系在一起的。据统计，1840年以后的一百年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化率虽然由5.1％升至10.6％， 但这种水平与西方国家相比较仍十分低下，甚至比印度城市化水平还要低。1872年，印度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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