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敏于时事追求改革的人们，接受了改造国民性的教育思想，在推行新政过程中，他们强调新的章法虽然颁布了，但是人的观念与行为不改变，新政也是徒劳无益的。首先，国民无公民知识不可能纳入新政规范之中。“无知识即不解何者为公益，何者为应尽之义务，倘以此无知识之国民强纳之于新规范，纵不丛刖足适履之弊，将难免夏虫语冰之讥。”（注：《直隶教育杂志》第十一期，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一。）其次，立宪、发展实业、实施地方自治，都依托国民的教育基础。“今日吾国之策，救亡者莫不改宪法也、兴实业也、立地方自治制度也。故欲改宪法而无国民参政之知识，则法万不能成立，欲兴实业而无普通必须之科学，则实业万不能完善，欲立地方自制而无东西洋公民之资格，则凡百事业决不能担当责任，然则今日救亡之道莫急于教育国民。”（注：《直隶教育杂志》第九期，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初一。）他们认为新政的实施要求国民具有公民知识、参政知识、普通科学知识，因此新政必需从教育做起。也就是说，他们开始到统治阶级之外去寻求支持新政的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的形成寄托于教育普及，力求摆脱“有治法无治人”的困境。

    由此教育普及的问题，已严重地摆在了人们面前。短时间内仅通过兴建学堂来普及教育，难解燃眉之急。于是他们把普及教育的目光指向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教育，指出：“环球之竞争虽烈，愚民之沉梦之酣，顾此岂岂割心沉痛，是知实行新政要在民气新，民气新必自教育发达始，现于近日俄之胜，是可司教育效果，惜财政困难，学生未能遍布，顽固之民反而震撼之，是尤不可无权变开通之法，以辅学堂之不足。”（注：《直隶教育杂志》第九期，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初一。）他们清醒的认识表明了两点：其一亲政需要民气新，民气新靠教育；其二在学校教育不普及的情况下，必须采取一种变通的方法，来弥补学校无力解决普及教育问题的不足。从实践上他们找到了权变开通之法即扒行社会教育，其社会教育的开展为推行新政以及后来辛亥革命爆发奠定了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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