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天津、庆云等地还建立了宣讲所。尔后，山西省晋报总办程守育对宣讲的作用进行了理性分析。他说：“中国近年举办新政甚多，而收效者鲜，推原其故皆由地方官之奉行不力，甚至各国所已行已效之事，适中国仿行之辄有弊无利，重为世诟。此皆有治法无治人之故，即一、二有心人思有所建树，又不能久于其任，故中国维新之机殆将绝望。”（注：《东方杂志》第二卷，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程守育的见解触及到了根本，新政就是新政，新政的推行，必然要暴露其改革与清政府自身的多重矛盾，以及触动官史们的思维定势与既得利益，“政府于一切内政外交之事，皆守秘密主义，不肯公示于臣民，而外省大宦贵皆存已恶报馆之心，而不肯实心提倡。居环球大通列强竞进之日，而自塞其聪明，并欲掩尽全国人之耳目，欲以此求存于竞争剧烈之世界，犹南行而北辙也。”因此倡行演说，就是要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使改革深入人心。另外就方法而言，“演说则兼为不识字人而设……山西不识字人仨十之九，若能于白话报纸加以演说，不独三晋之愚氓咸蒙乐利，而于我宪台化民成俗之心是弥纶无憾。”（《论政府宜宣传利用报馆推广白话演说》，录乙巳顺天报，同⑦第169页。）

    通过演讲进行教育，以改变“有治法无治人”的现象，成为各地社会教育的追求目标。而宣讲经朝廷的认同和地方的推行，成为清末新政社会教育的主要手段之一。

    （二）广建简易图书馆。为了普及国民教育，倡议广建简易图书馆，是一种明确的以社会教育机关来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促进教育普及的主张。1903年《教育世界》上发表了《拟设简便图书馆说》（未注明作者名字），文章论证了教育与国民资格互为因果、循环无极的关系，指出：“全体国民之间，其教育之效，既极薄弱，则能阻教育之进步，而教育之进步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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