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变所反映的共性与特色

    清末民变同以往不同历史时期的民变相比，既有其共性，也有其特色；既有其产生的合理性，也反映出当时民众的盲目性与落后性。
    清末民变中民众反抗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的斗争是不同历史时期民众斗争的一个共同之处。当时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抗捐抗税斗争，无一例外地都是因为清政府繁重的赋税负担使民众无法照常生活下去所致，而许多*恣意妄为、手段苛烈也成为激成民变的原因。如河南长葛以筹办巡警为名，每亩加捐三百文，逼索甚严，引起农民鸣锣聚众。其聚众传单云：“各村各堡父老兄弟同看：江官到任，即科派差钱，一年共派七次，吾民之力实不及。刻下江官又派加地丁钱，吾民性命不保。屡次呈恳免缴，屡遭重责。官比差，差比民，吾民身家为贪官所食。刻为筹抵制之计，务望速至五里屯会议，不来者群起攻之。”（《东方杂志》1910年第18期）原有重赋已使民众“力实不及”，新加地丁钱，更使乡民深感“性命不保”，因而，起而反抗就是势属必然。当时的许多民变都是在官绅严索苛逼、横行无忌的情形下发生的。
    清末民变所反映出的革新与守旧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则是它与历史时期其他民变的不同点。虽然毁学和反户口调查风潮中不乏民众对苛政暴敛的聚众抵抗，但其中也包含着革新与守旧的对阵，体现出文明与愚昧的较量。直隶易州乡民因天旱入城求雨，发现城中开元寺佛像被自治局销毁，便以为久旱不雨皆自治局毁佛所致，遂蜂拥而至自治局哄闹；待发现局中人逃匿，便焚烧自治局及中学堂等房屋上百间。当时许多自治所、学堂等因设在祠堂、庙宇内，难免招致民众仇视，以致被毁。因而在民变中也反映出在当时情势下革新与守旧的尖锐对立。在进行户口调查时，许多乡民认为户口册为修建铁路、桥梁时灵魂镇压所用，故而群起反抗，索要户口册，欧打调查员。这类骚乱虽然多发生于乡镇农村，但也正好说明守旧与愚昧是此类民变发生的重要原因。正如时人所言：“若夫野老乡竖，于一切新政，既为平素所未见未闻，一旦接触于耳目间，自不免传为异事，演成不经之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第395页），以致最终酿成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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