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箴也认为伪经改制说是“穿凿附会”、“偏宕之辞”、“伤理害道”，并上折要求“饬下康有为，即将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板本，自行销毁”。[10](p358-359)黄遵宪说：“今日但当采西人之政，西人之学，以弥缝我国政学之弊，不必复张吾教与人争是非较长短也。”[18](p280)
康有为要梁启超继续使用“孔子纪年”。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第七书》中表达了尴尬的心境：“改朔为合群之道，诚然；然合群以此，招忌亦以此。”“孔子纪年……诸君不愿，弟子亦不复力争也。”[1](p75)
（四）引起一般士人的反感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暴露出的恶劣学风，引起许多士人的反感。连“人皆目之为‘康党’”的皮锡瑞也“将信将疑”，“何况他人！”[28](p384)
康有为借用清*据学的形式，指斥“新学伪经”，制造“孔子改制”，所谓考订辨伪，无非“藉学术以文饰其政论”。[29](p25)“但求有济于天下，则言不必信”[19](p267)。其“征引也博”，“属词也肆”，“制断也武”，“立谊也无稽”，“言之也不怍”。[1](p54)“武断太过，谓《周礼》等书，皆刘歆作，恐刘歆无此大本领。既信《史记》，又以《史记》为刘歆私窜，更不可据。”[1](p58)
梁启超指出：“《伪经考》之著，二人者（康有为弟子陈千秋、梁启超——作者注）多所参与，亦时时病其师之武断，然卒莫能夺也。乃至谓《史记》、《楚辞》皆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始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