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而“兄弟三人皆嗜博饮，私相谓曰：‘今借舅氏力，仅可举丧事，无以治酒食待乡里吊客，孰若携资入博局，以冀一得，足自豪。负则吾三人舁父而葬，何如？’皆曰：‘然。’一夜竟罄其资，遂用苇棺葬父于黄牛墩”。[9](p326)家中一贫如洗，而又嗜*如命，应该算作流氓无产者。已知湘军将领中，似无比李成谋更贫困者。其余如宋国永“贫时刺船（注：刺船即撑船）自给”[9](p130～131)，威应洪“初家贫甚，为人佣”[9](p335)，黄翼升“少业铁工，又设肆鬻炮竹，岁荒不能自给”[9](p325)，大概都属于农村无产者、半无产者。还有一些营兵出身的将领，如田兴恕、鲍超等人，家境也不富裕，当兵吃粮，一般都是为了谋取最低生活保障。据传，田兴恕少年家贫，“刈草为业”，卖与邻家“官都司者”以谋生。“一日往后，都司家已买草，兴恕沮懊，依门嗟叹。都司女闻之，谓其父曰：‘贫儿待此以餐，盍留之备来日用？’父从其言，兴恕大喜。归途自誓曰：‘妮子解事，苟富贵，当与共之。’后数年，兴恕以军功官贵州提督、钦差大臣，乞假归省。都司女犹未嫁，竟媒娶之。”[14]其最初家境之贫困无助，概可想见。
骨干成员中的文幕人员也有家境较为贫寒者。在曾国藩幕府中主持两江采访忠义局的“拔贡陈艾，甘贫最久，日仅食粥一顿及衣被不完者，岁以为常”[15](p2447～2448)。吴汝纶“少贫力学，尝得一鸡卵，易松脂以照读”。[11]（第44册，p13443）
将领中有些人出身商贩，如周达武“少时为私贩”[16]，应属于劳动人民之列。其余如刘腾鸿“少读书，未遇，服贾江湖间”[11]（第39册，p11963），则属一般商人，生活水平大约高于一般农民，但也算不上富商，其社会经济地位仍处于中下层。
在就任文职的将领中，也有家境不太富有者，那就是出身教员家庭的李续宾、李续宜、潘鼎新和长期靠课徒授馆度日的罗泽南。罗泽南“少好学，家贫，夜无灯，读书月下。年十九，靠课徒自给”[9](p70)，应属于农村中的贫苦知识分子。他年过30始补县学生，40岁后举孝廉方正，生活虽有好转，而“假馆四方，穷年汲汲”[9](p70)，遇有灾年，或竟无米为炊，仍说不上富裕。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亦称：“泽南与阁下贫士也，饥寒交迫，变故频加。泽南之贫较阁下为尤甚。”[17]潘鼎新的父亲潘璞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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