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湘人常以事功鸣于世，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曾胡左以一介儒生草檄于乡里，挥旌于荒野，铸成数世勋名，易布衣文行之旧轨为武夫之举，实乃旷世罕见。谭嗣同有论云：“一鄙一莫或无湘人之踪”(《忠义家传》)，至今我们仍能体味谭氏此语中律动着的自豪感。的确，即使在咸同以前，遑论“莫或无湘人之踪”，道光辛酉科新宁出了个拔贡江忠源，时已谓之“破天荒”。再上溯至康熙朝，大学者刘献庭仍觉湘地“无半人堪对语”。(《广阳杂记》)故谭氏所慕湘人风采，当然非指以正途而位至武臣极品者，而几乎是不言自喻地勾勒出一幅布衣路节镇、握重权的贫子登科图。

湘籍儒生转型为武人的殊举无疑已成为湘人心理内聚的精神象征和符号。从此以后，狂热崇拜类似于白手起家式的新型*偶像，几乎成了湖湘士人非理性的自恋情结。其自恋情结又会时时幻化弥散为一个颇有历史感的预言神话，即湘人在沉默了数百年之后，将要于未来把握中国社会的*军事命脉。甚至有的湘人头脑中已直接把湖南模铸成了一个类似古斯巴达式的“*型区域单位”。杨度《湖南少年歌》中有两句诗云：“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其精致的对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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