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偏偏这世上总会出现不识时务的“俊杰”。湘籍经学大师王闿运为儒常不羁于儒事，却喜划军策于内腹，演纵横于胸中，虽自我欣赏于一隅，却也似怡然而有所得，起码近代“帝王之学”之祖的牌子是摘不掉的，所以闿公玩的大体是“空手道”绝技。不料这位老顽童于纸上练兵之际有心炮制出一部文笔优美，却蜂集众议的奇书《湘军志》，湘绮自诩有《史记》笔法，其水准尤不让于《三国志》《后汉书》，然其自负才猷迈众，不甘徒为文人，笔锋所及，揶揄群雄，裁量人物，即使于曾国藩亦不乏微词，这就触动了湘人“追星族”那根敏感的“*崇拜神经”，于是群起攻为谤书，以致闿公大忌乡人的自恋情结，特交友人郭嵩焘毁版，郭氏曾讥评其“文笔高朗，而专喜讥贬”，指为诬善之书，且更言“楚人读之惨伤，天下之人无不爽心快目”。(《致陈士杰书》)平心而论，对于湘绮来说，能超越地域性的乡土自恋情绪，非有一股“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豪迈与孤寂胆识不可。近人刘成禺对此点看得很清楚，他说修志本为旌节“湘军之功烈”，“垂乡邦之荣誉”，而闿运则一味任性，自出心裁“成一家之言”，根本对于满足湘人之自恋心态“未甚措意”。(《一士类稿》)王闿运之个性常使人觉其有的凸峭峻拔之感，其荣膺近世“帝王之学”掌门，端在其常仿先秦纵横怪杰，演韬谋而落拓不羁于公卿之间。史称湘绮少年时就“颇思赞襄军谋，腾骧政路”(《一士类稿》)，然其献策往往是夸诞险着，迂阔至极，如劝曾国藩南面称帝与咸丰并为二王，直惊出曾氏一身冷汗。故湘绮之帝王思想库虽构思奇瑰，却常积压产品无处推销，他屡屡自叹湘军大吏中“相知者多，其或有许其经济，从无赏其纵横”。(《与李汉春书》)此时正好借纂修《湘军志》之机重新“粪土当今万户候”，时或偶兴笔底风云，布阵排兵，大过纸上用兵之瘾。因此时人有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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