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绮不受人重之因。还端在其每“牢落不偶意，壹以谐谑出之”，是个玩笑大王，犯了官场韬晦辨色的大忌。谱摆得太大，反倒失去了欲擒故纵，进阶官场之效。湘绮在京师时，恭亲王奕沂曾慕其名，问及政事。闿运漫议点评云：“国之治也，有人存焉。今少荃之洋务，佩蘅之政事，人才可睹矣；何治之足图哉！”(《现代中国文学史》)少荃乃指直隶总督李鸿章、佩蘅指称的是大学士宝，均是朝廷中炙手可热的大员，闿运一律目为庸才。难怪奕䜣听后大为不悦，甩下一句：“是处士之徒为大言者！”拂袖而去。
如从学理上深究闿运际遇，湘绮之学实属湘学之中的“野狐禅”。湖湘之学以朱熹性理大意为治学正宗，自律甚严，而湘绮却笑《性理大全》为‘兔园册子”，宣称“平昔不攻宋学……凡所著述未涉唐后”。(《湘绮楼日记》)湘绮述“道”之变迁常取其乱世权变之意，而不等同于具体的事功。其“君子在野不仕进”之论，颇有违于湘统的教诲。更有甚者，闿运把玩儒家自治一义时大发庄子逍遥之旨，不但不阐发儒者于乱世间应中绳规矩之传统礼论，反而嘲笑其为自苦之道，极力鼓吹所谓“狂情”之动。他说“圣道”之意让朽儒们搞的很狭窄，理学中“主敬存诚”的意思太压抑人，所以儒家皆是“猖介之人”，活得太累、太不潇洒。他奚落苦谏纣王的箕子比干是“役人之役，厮养之才”(《王志》)，认为其境遇随王者的兴衰共沾其荣辱，是太不自立的表现。
在正统儒者眼中更显荒唐的是，湘绮把庄子塑造为《春秋》经世之统的正宗传人，只是“鲁哀以来微言绝矣。”其潜台词是说后继的儒学大师无力绍其余绪，这就等于把宋学苦心构筑的道统轻轻一笔勾销，打入另册。湘绮于此堪称特级“解构大师”，因为他几乎在挥手之际就抽去了传统儒学架构中“外王”得以支持的“内圣”根基。儒家修德成圣的“内圣”理论正是由宋明诸儒师集其大成，进而广泛施教于知识阶层的，一旦宋学接续“道统”的链条被斩断，自治的道统资源自然会呈枯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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