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问俗录》。）。崇安九曲茶厂也是“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注：董天工《武夷山志》卷21。）。这些茶叶初销国内，至清，大批远贩欧洲各地，就连俄罗斯运茶船队也都深入政和沈屯湾停泊采买（注：1981年《政和县地名录》。），许多茶商都因此致富。如崇安下梅的邹姓，“原籍江西之南丰，顺治间，邹元老由南丰迁上饶，其子茂章复由上饶迁崇安，以经营茶叶获资百余万，造屋七十余栋，所居成市”；“朱云龙由安徽歙县迁崇安，咸丰中，裔孙芷江以茶起家，号百万，……邑人言家世者，首称四大家，则朱、潘、万、丘是也”（注：郑丰稔《崇安县新志》卷4《氏族志》。）。
闽北各地开山种茶，对植被的破坏极大。周亮工《闽小纪》卷1 《闽茶》谈到武夷山种茶曾经说过：“武夷产茶甚多，黄冠既获茶利，遂遍种之，一时松栝樵苏殆尽。及其后崇安令例致诸贵人，所取不赀，黄冠苦于追呼，尽斫所种武夷真茶，九曲遂濯濯矣！”赵模《建阳县志》卷2更称，乾隆五十六年发大水，建阳城厢内外官房民舍大坏，“其濒溪村落尤甚，山多陷，四乡民田荡为溪者，不下数千亩”，“自是逢*雨或骤雨，溪辄涨作红色，田多推荡，其不大坏者，亦半成硗确。大率逾三五载辄复加甚，越今四十余年，益荡坏极矣，总由茶山日辟，田日受坏”所引起。
建溪其地不但产茶，杉木也早有名气。鸦片战争后，木材生意隆兴，砍运木材贩卖获利最厚，特别是光绪后，茶叶贸易由盛转衰，由是“山主弃茶植木者十居八九”（注：《闽省商业杂法》第31期《调查》。），人们又纷纷转而经营木材生意。诚如民国《建瓯县志》卷25《实业志》所载：“杉木遍地可以种植，……故出产较多，除本地供用外，岁出京筒二百余厂，……均输出省会，运售上海、宁波、天津等处”。但因砍伐销售量远超人工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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