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艺舟双楫》中贯穿论书之核心，一语以蔽之曰“变”。其对碑学推崇备至，赞曰“备众美，通古今，极正变，足为书家极则者”。该书不仅将锋芒矛头直指“如日月经天，千秋万法，照耀坛帖”的二王笔法，而且专列“卑唐”一章，将唐代诸书法名家随意褒贬，至于“子昂书俗，香光书弱”更是鄙而视之。然而，该书虽为碑学集大成者，但是更具思辨色彩和社会现实与历史意义的是：康有为以中国文化核心、士人心灵写意的哲学艺术——书法为理论契机，切入传统文化艺术的时弊要害，为其社会改革的变法维新思想奠定基础。 

　　《广艺舟双楫》在开篇《原书第一》中即大声疾呼：“变者，天也”；“综而论之，书学与治法，势变略同。”显而易见，康有为是借论书而论道，为其变法张目，为其要求社会改革作舆论准备。该书于“体变”一章中云：“人限于其俗，俗趋于变。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其至小者”；“人未有不为风气所限者，制度、文章、学术，皆有时焉”。康有为在此提出学者不能墨守成规，必须“通于古今之变”，告诫世人变化源于自然，呼唤士人变法图强之勇气。综观《广艺舟双楫》全书，章章充满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警醒世人之语。其不仅开宗明义、大胆宣称：“不劬于圣道王制、人理物变，魁儒勿道也”，取于将书坛翘楚巨擘偶像打倒在地，将忤时逆反、桀骜不驯的碑学精神发展至顶峰，而且将*变法与书法评论融契，勇敢地向社会守旧传统发起挑战。故正如康有为在书中明目张胆地指出：“如今论治然，有守旧、开化二党。然时尚开新，其党繁盛，守旧党率为所灭。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矣。” 

　　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借书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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