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还处在封建黑暗时期，资产阶级还未走向成熟，尚无先进思想武器可资利用，碑学借鉴传统文化的古典主义精神是无可厚非的。这正如作为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的文艺复兴，其即因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标榜而得名。而文艺复兴之后直至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古典主义，在创作和理论上也仍然是以古代文学艺术为典范，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思想态度。因此，恩格斯对它们所表现的人文主义仍正确地称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第一种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页。）。故对碑学的古典理想的时代重构以及其锋芒毕露针对封建专制的批判精神，我们也切勿一叶障目。
其次，晚清地主阶级改革派和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要求改革的思想武器比较简单，从今文经学以“微言大义”反对古文经学，到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至《大同书》、谭嗣同的《仁学》、梁启超的《变法通议》等，主要利用《易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春秋》的“公羊三世说”、《礼记·礼运》和“大同”说等来附会和发挥见解，以隐晦曲折的方式向封建保守思想进攻。然尊古并非泥古，因为托古改制、厚古薄今、借古开新，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先进思想家们表达*主张的一贯形式，而且也是在具有悠久深厚历史传统文化的社会中可选择的一种较为明智与策略的斗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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