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的。如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注: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金农“华山片石是我师”;邓石如“吸彼万峰奇,以助十指力”,“我以山川浩气融于笔端腕底”(注:王灼:《邓石如传》。),其字“陵若层岩之拔起”(注:吴育:《完白山人篆书双钩记》。);康有为“统观诸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之道”,“习碑以后可谓五岳归来,唐以后书皆丘陵矣!”(注: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这种书法中的山岳“崇高”理念与审美的张力是同“书品如人品”的文化精神一脉相传的。其不仅激发了士人境出象外的审美感悟,而且也刺激了士人历史性的哲学思维。
清代从蒙童识字到士人挥笔,无不讲究书法,追求境界。“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碑体,盖俗尚成矣。”(注: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故碑学的大兴及其孕育深刻内涵中的人文精神和时时闪烁出某种思想解放的光彩,对晚清社会的变迁、学术思想的嬗变与传统艺术的创新具有文化启蒙的意义。正如一些学者指出:“在晚清书坛发生的声势宏大的碑学革命,近百年来至今仍有着巨大影响。”(注:陈代星:《中国书法批评史略》,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280页。)
三
近代学者丁文隽《书法精论》言及清代碑学之勃兴时指出:“至清金农、郑燮发其机;阮元导其源;邓石如扬其波;包世臣、康有为助其澜,始成巨流耳”。碑学兴盛的重要理论著作,主要有阮元的《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等。其中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影响最为广泛,其不仅是一部对古典书学的总结和为碑学摇旗呐喊的理论代表著作,而且可称是一篇充满*赞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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