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白折。阅卷者但重楷法，乃置文字于不顾，一字破碎，一点污损，皆足以失翰林”。朱寿朋《光绪京华录》辑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张之洞奏称：“百年以来，科场多重诗赋小楷，士人多逾中年始成进士，甫脱八股之厄，又受小楷之困，以致通籍廿年之侍从、年逾六旬之京堂，各科考试，仍不能免于小楷”。因此，这种“钦定”以帖学为准绳的作法，使清代书法趋于艺术雷同、格调低俗，框架程式化，抹杀了书法个性和追求，束缚了士人的想象与创造力，以致士人在文化艺术上的自由精神萎缩、视野被限制在极其狭隘的境地。
然而，思想文化上的禁锢，必然会导致文化艺术上的逆反心理。而社会时代的变革，也必然首先在文化艺术精神中得到反映。清代碑学的异军突起，碑学与帖学在书坛唇枪舌剑、剑拔弩张的两军对垒，以及碑帖大战后帖学失去一统天下和碑学于书坛独占鳌头，这不仅是清代学术文化思想的大变革的体现，而且为晚清社会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文化心理的准备和思想理论嚆矢的作用。
首先，碑学的兴起萌动着反满民族情绪，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和批判意识。这种精神意识最初表现在饱经沧桑之变和亡国之恨、注重民族气节的晚明遗民士人中。如明宗室后裔，号八大山人的朱耷，明亡遁入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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