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沈尹默在《书法论丛》中指出：“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就是因为它能显示出惊人的奇迹，无色而有图画之灿烂，无声而有音乐之和谐。引人欣赏，心畅神怡。”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精神的迹化形式，而书法艺术的审美意象作为中国人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方式，不仅要求书格体现高尚人格和超越自我的精神，而且表达了中国人以阴阳变化达于道的哲学意识。故清代碑学的发展与兴盛，其自身就蕴涵着一种推动历史进步的时代人文精神。 

　　第一，碑学孕育着反对文化艺术贵族化和经院化的强烈“平民意识”。清廷达官贵人崇尚帖学和馆阁体，使本是文人日常儒雅之趣的书法趋向于贵族书法和经院书法。这不仅激发了原本具有亡国悲怆之痛恨的汉族士人逆反心理，而且激发了他们的平民意识。从而促使他们坚决不投合官方的学风，拒绝将书法当作入仕的敲门砖，力辟一条摆脱功名利禄影响、具有自由意识的平民书法道路。因此，碑帖两书派的本质区别，也就在于碑派取法非名家，而帖派取法唐宋欧、虞、褚、薛、颜、柳等名家书法。特别是唐以后名书家多竭力反对学碑书，如欧阳询讽其为“烂石书”，米芾告诫“石刻不可学”，董其昌则认为学“镌石锓版”如禅家参“死句”等，更是对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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