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尊碑贬帖”的审美观念适应了晚清国家危难时期的民族普遍求“强”心理意识。晚清政府腐败无能、外强中干、内外交困，要求国家强盛以抵御外侮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从洋务运动的自强求富、富国强兵到以“变法图强”为核心的维新运动的强学会、强学报以至自立会、自立军等等，无不反映出中华民族发愤求“强”的呼声。在这种社会心理状况下，士人们将追求“秀美”的柔弱帖学颓风和软弱无能的清廷联系在一起，不仅在审美观念上产生厌恶情绪，而且在*上成为维新士人口诛笔伐，要求力变成法之核心内容。如梁启超《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痛陈以楷法取仕之弊，使“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而碑学追求雄强壮美、峭拔古朴的风貌，必然会引起文化艺术领域的认同与强烈反响。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倡导碑学，指出北碑“可宗为何？曰：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故碑学能在晚清风行全国，恰如康有为所指：“物极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后，碑学中兴，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己也。”（注：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这不仅体现了文化艺术总是开历史风气之先，而且也说明了碑学是中华民族追求自强不息的时代精神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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