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造化的鬼斧神工，令人“回视二王，顿有尘意”之感。再次，碑拓的刀刻斧凿，使文字具有不同寻常的质感、力感和书法神采。其方正凝重、雄浑刚健、铮铮铁骨，给人一种凛然正气与阳刚之气的深刻感受。这种金石之美，是任何笔与纸写出的字所不能比拟的，并一反帖学书法线条柔弱秀媚的结构规范，使两者成为鲜明对照。审美是一种精神创造，“书存金石气”及其艺术哲学思维正是清代士人精神在艺术美上的凝聚与熔铸。
第三，碑学渗透着山岳“崇高”的理念，追求人的精神气质之高蹈和扬厉。孔子曾云：“仁者乐山”（注：《论语·雍也》。），将作为至高原则和精神境界的“仁”与山岳顶天立地、无与伦比的体魄和崇高联系在一起，开创了将人的业绩、伦理、道德观念比附、寄寓山岳以及从自然现象中体察社会和人生哲理的先河。因此，迄《史记》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到南朝宗炳对名山“澄怀观道”（注：宗炳：《画山水序》。），直至清代士人“问谁求取玄元理，多拜名山作法师”（注：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无不是在山岳峰壑的万千气象变幻中演绎、诠释出理念的灵魂和思辨的光泽，感悟出天地自然之道和生命不朽精神。这从中国隐逸文化、山水文学、山水画、园林建造的思想理论中即可见一斑。同样，在书法艺术中也渗透浸润着山岳那催人向上、激励志气、荡涤胸怀的“崇高”理念。如唐代吕总《续书评》评论曰：“孙过庭书丹崖绝壑，笔势坚劲”；“张彪书孤峰削成，藏筋露节”；王献之行草“行合如孤峰四绝，迥出天外，其峻峭不可量也”；索靖草书“有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其坚劲则古今不逮”；王僧虔书“若溪涧含冰，岗峦被雪”云云。而清代碑学兴起，同书家在遍游名山中汲取精神营养也是紧密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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