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书法评论和碑学精神之所以在清代能够发挥其巨大的社会功能和*作用，这同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著名史家与学者的介入有紧密联系。一方面思想哲学是一种历史性的思维，另一方面书论能站在历史哲学的立场上，可具有更宏观的视野，作出前瞻性的引导。同时，书论家们可根据书法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纵横捭阖、广征博引、品古论今、褒贬臧否，从史观的思辨性角度演绎与诠释各自的学术思想。中国古代书论著作汗牛充栋，然有胆魄见识，能以史观的深厚立场与宏大规模，对中国书法作出历史性的深刻把握、观照与发展论述，恐怕康有为乃是第一人。正因如此，康有为等人能摸清历史线索，抓住时代脉搏，笔锋直刺封建专制学术文化的偶像经典和要害心脏，于书论中提出“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注：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在经学中指出“六经皆伪”等骇人听闻的批判观点。这不仅因为他们是不避牢狱之祸、不惧刀斧之灾的改革志士，而且因为他们是走在历史与时代前列的先驱者！ 

　　综而论之，康有为等人的书论深义以及所倡导的碑学精神，其对学术文化和社会历史的重要贡献作用，不仅仅在于极大地丰富了书法批评理论的内容、促进书论的发展，而更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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