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长技”主张的第二个特点在于它的目的是“制夷”，这是关键所在，它的进步性和生命力也主要体现在这一点上。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制不制夷，或说抵不抵抗列强的侵略这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伟大的爱国者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不但采取了“师夷”的措施而且也初步取得了“制夷”的效果。他曾经派人去澳门、新加坡，“购西洋各国洋炮二百余位，增排两岸”（《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第179页），并购置了一艘千吨级的英制军舰“剑桥”号，又组织人力翻译了一些国外造船、制炮的技术资料。林则徐的活动曾使西方殖民者感到恐慌，也使战争初期英军在广东未能得手。 

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蒋廷黼却一方面为殖民主义者涂脂抹粉，说什么“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美化投降派琦善下了一番“知已知彼”的功夫，说“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另一方面，却大肆攻击伟大爱国者林则徐“于中外的形势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甚至说“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蒋廷黼：《中国近代史》（外三种））第114页，第133页，第124页），功过是非颠倒到如何地步，究其源不就是“全盘西化”论在作怪吗？ 

第三个特点是从思想方法以上看，“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打破了僵化的传统意识，对己对彼都注意了克服片面性，这确实是中国思想界一个了不起的变化。“师长”论者可贵之处还在于他们看到了彼长己短之后，并没有失去自尊和自信，从而对夷人顶礼膜拜。相反，他们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充满信心。相信经过“师夷长技”一定能达到“制夷”的目的，使国家面目改观。魏源对中国的悠久文化和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表现出一种由衷的自豪感，他说：“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历算则日月薄食，闰余消息，不爽秒毫；仪器则钟表晷刻，不亚西土；至罗针壶漏，则创自中国而后西行；穿札扛鼎，则无论水陆，皆擅勇力”。这样的民族，如再能长处，“因其所长而用之”，就一定会“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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