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史的开山之作《明儒学案》的编撰等,都带有明显的历史文化总结性质。
清朝对历史文化的总结,也是出于服务于现实统治的需要。在这方面,各种方志纂修的兴盛,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清代是纂修方志的鼎盛时期,既修有全国性的“一统志”(如1743年修成第一部《大清一统志》),更修有大量的省志,府、州、县志,乃至乡村志、里镇志,还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方志(如官修的《西域图志》《卫藏图识》)等。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收录的方志目录来看,民国以前的方志有8200多种,而清代所修就达近5 700种,占了70%。
方志编纂风气的盛行,对发掘和保存地方历史文献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清代各级政府之所以重视修志,主要是为了掌握地方情况的全局,同时也是显示其统治合法性和实际治理范围的独特举措,因而带有一定的*文化色彩。重视地方志编纂的传统,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今天。
清代对传统文化的总结和整理,还表现在对中国各类古籍进行了空前规模、超越往代的高质量训诂、注疏、校勘、辑佚等方面。清代学者从文字、声韵、校勘入手,对古代的各种典籍一一考订,通过训诂注疏,使艰深难懂的古书能通能解;经由校勘,纠正古书传抄刊刻的伪谬;罗辑钩沉旧书,使许多亡佚之籍得以复明。这些工作,不仅为今人阅读和使用古籍提供了方便,也为清理和总结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
此种学术成就的取得,主要因缘于以实事求是为精神的清代汉学的兴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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