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著作，还有清初陈淏子所著的《花镜》一书。该书在总结前人记录和实践的基础上，汇载了三百多种花木果树的品种和栽培方法。书中强调，人工培养可以改变植物的特性(“花小者可大，瓣单者可重，色红者可紫，实小者可巨，酸苦者可甜，臭恶者可馥”)，并对植物嫁接的作用和原理做了新的探讨[3)。 

毫无疑问，上述各种文化总结性图书的编纂，也为人们在文化创造中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和继承传统，提供了可能和条件。 

这一时期，清朝还继承中国盛世修史的史学传统，撰修了大量史书，因而成为各类史书出版最多的朝代，也是传统史学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朝代之一。史学的兴盛，在某种意义上同样可以说是清人文化总结意识进一步强化的表现。如《明史》的修纂、《续资治通鉴》的修纂，典章制度方面接续以往的“续三通”和“清三通”(《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以及再续编(《清通典》《清通志》和《清文献通考》)的修纂，还有私人从事的名著《读史方舆纪要》《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考异》《二十二史劄记》《绎史》，以及我国第一部专门的自然科学家传记汇集《畴人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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