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行在《孝经》。其作《春秋》为后王立法，若夫行在《孝经》，则生周之世，为周之人，固不得从《春秋》之义。”因谓“凡称先王”，“以《春秋》之义而言，则禹已绌为帝，而汤为三王之最先；以《孝经》之义而言，则三王之先，犹是禹也。”此亦以公羊学说为基础而折之己意者。[10]（卷七，P.3）他释《尚书》所谓“六宗”云：“六宗者，天之属也。”又谓：“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则别祭之，是谓禋於六宗。”[19]（卷二，P.2）此为今文说，公羊家多采之。《尚书》云：“大战于甘，乃召六卿。”俞樾认为“经言战而不言胜败，盖王师败也。王者之兵，有征无战，至于大战，则有扈之恃强不服可知矣。不言败者，史臣为之讳也。” [8]（《达斋书说》，P2）此则径以《春秋》之例释《尚书》者。
不仅如此，俞樾还援“公羊学”以论史。他论秦始皇，引董仲舒“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异。”为说。他据此指出：“秦人继乱世之后，其道固不能无异矣！”因谓“以变古罪始皇，不知变者也。” [14]（卷一，P.5）他又引“《春秋》之义”论明代争国本诸臣，认为“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谓争国本诸臣“区区以长幼之说争之”，实属“不知《春秋》之义”的陋儒行为。[14]（卷一，P.8）他又发扬公羊家“天下之所归往则谓之王”之义，认为凡是一个政权，德衰号令不足以及天下，则不得王天下，虽保有政权，亦不过是“一国而已”。俞樾据此指出：“后世不达此义，残山剩水，犹拥虚名。作史之人，务存忠厚，奉蜀汉为正统，列昰昺於编年，凡此之类，非古义也。” [13]（《湖楼笔谈》卷二，P.3）
总结前文的分析可以表明，俞樾治经的重点和学术成就虽以汉学为主，其立场和思想则偏重于公羊学。他不但于公羊师说多所吸取和发挥，于六经中最重《春秋》及其公羊之说，且将公羊思想贯注于对其他诸经的义理发挥和文字训释中。可以说，公羊学在一定意义上成了俞樾治经的指导思想。近世学者傅斯年将清学划分为五个时期。据其说，第一期为胚胎期，从王应麟到焦竑，一般朴学的先进都归在里边；第二期为发展期，从顾亭林到江慎修时代；第三期为极盛期，即戴、段、二王时代；第四期为再变期，从孔广森到俞曲园时代；第五期为结束期，以康有为和章太炎为代表。章太炎结束第三期，康有为结束第四期。在傅斯年的这一体系中，第一期为清代以前清学的萌发过程，第二期开始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清学。值得注意的是，傅氏不仅将俞樾列为第四期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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