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各自的致思心路完成了时代“核心话语”的转换,成为相对独立的哲学流派。这就是我近年提出的“一源(儒学)三流(理学、心学、气学)”说。只有按照“一源三流”的理论架构,才能把船山学从理学研究范式中解脱出来,正确地把握与评价船山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王船山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体系庞大而复杂,学术渊源也是来自多方面的。他在批评程朱、陆王的同时,也改造、吸取了他们思想体系中的合理成分。但是,从王船山的“核心话语”来看,他继承和发挥的不是程朱“理学”,而是张载的“气学”。王船山公开声称自己“以横渠为宗”。在自撰的墓志铭上写道:“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在《张子正蒙注·序论》中,对“张子正学”倍加赞扬:“张子正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把张载的气学说成是“立天、立地、立人”的“往圣之传”,可谓“功之正也”。在张载与程朱发生分岐的地方,王船山往往认为“横渠之说”比“程子之说”“尤为著名”。(《读四书大全说》卷10)在本体论上,王船山发挥张载的“气本论”思想,提出了“天地之蕴,一气而已”(《读四书大全说》卷10)的命题,认为“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读四书大全说·孟子·尽心上篇》)既反对程朱的“以理为本”,也不同意陆王的“以心为本”。在道器观上,王夫之针对程朱的“道体器用”、“道本器末”论,提出了“形而上而不离乎形,道与器不相离”(《周易内传》卷5)的观点,肯定“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在理气关系上,王船山依据“气上见理”,“理依于气”的气本论思想,批评朱熹的“理本气末”、“理先气后”之说。在人性论上,王船山根据“气日生故性亦日生”(《读四书大全说》卷7)的观点,极力批驳程朱的性二元论,指出“气质中之性,而非本然之性以外,则有一气质之性也”(《读四书大全说》卷7),肯定本然之性即在气质之性中。在天理人欲关系上,王船山针对程朱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提出天理“必寓于人欲以见”的论点,并且肯定天理与人欲皆是人性的有机组成部分。王船山在同程朱、陆王的辩论中,完成了“核心话语”的转换,建构了一个庞大的气学思想体系,形成与程朱、陆王相对立的“三足鼎立”的格局。
所谓“两军对垒”研究范式,是指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按照前苏联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把一部中国哲学史视为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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