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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两个转变，推进船山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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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10: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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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以人造天”结合起来，既肯定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对人的制约作用，又承认人对自然及其规律的能动作用，“以天治人”与“以人造天”虽是矛盾的，但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协调下，又是可以构建天与人的和谐关系的。当着“天”按照客观规律运行时，往往会给人类造成各种灾害（如水旱灾、地震、风灾等等），人在自然灾害面前，并不是无所作为的，而是能够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知者，可以“以天之理为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天之所死，犹将生之；天之所愚，犹将哲之；天之所无，犹将有之；天之所乱，犹将治之。”可与天相争胜。比如，人为了御寒可以“缉裘以代毛”，人为了自卫可以“销兵以代角”。（《尚书引义·洪范一》）不但“君相可以造命”，一介之夫也可以“造命”。（《读通鉴论》卷24）命运是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并非是一切听任自然摆布。正因为人是具有智慧的高级动物，所以“知者不忧”。但是，在“以人造命”过程中，如果人类为了满足膨胀了的私欲，只顾眼前利益，无限制地向大自然争权，无节制地乱伐森林，过度地使用地力和牧场，过度地捕捞水产，过度开采矿藏和地下水体，过度施放工业、生活污染物（如废水、废气、废渣等），以及人类自身的过度生育等，都是造成现代生态环境污染的重要根源。不管是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命题，张载提倡的“民胞物与”思想，还是王阳明主张的“天地万物一体”之说，以及王船山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仁者能爱”生态伦理思想，都是试图通过扩展人的爱心，去遏止人的私欲，以便建构天人和谐的境界。王船山的“天人和谐”论，是中国古代天人关系论的最高理论形态。如果我们根据时代精神，将这一天人模式注入现代科学精神和法制观念，克服其时代局限性，它也可以成为建构现代“天人和谐”关系的哲学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层面，多角度、多层次地探讨和揭示船山学的现代价值，虽然是一件不易之事，但它对于拓宽船山学研究领域，将它植根于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之中，把它变成具有现代生命活力的哲学，铸造中华民族之魂，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主义。我们必须在崎岖的道路上，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不可推御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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