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藏三族,虽有部分人已与汉人关系密切,文化接近,但整体说来却因文化落后,语言有异,尚未完全融入“中华民族”之中。而满族则可以说早已同化于中华民族之中了。其他如梁启超所为苗族 、濮族等,在他似更不在话下。因此,他主张实行“满汉平等、同化蒙、回、藏”的所谓“国民统一之策”。认为这样以平等为目的、以暂时不平等为手段,进行融化之后,就会看到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的必然结局。(12)
在同一篇文章中,杨度还反复强调,“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人民既不可变,则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分一为五之不可,既详论之矣。至于合五为一,则此后中国,亦为至要之政”。(13)在他看来,由于蒙、回、藏与满汉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进化程度有别,所以只有先实行君主立宪制,暂借君主的权威,才能为各族共举国会议员、通用汉语以共担国责创造必要的条件,“其始也,姑以去其(指蒙、回、藏等族人——引者)种族即国家之观念;其继也,乃能去其君主即国家之观念,而后能为完全之国民,庶乎中国全体之人混化为一,尽成为中华民族,而无有痕迹、界限之可言。”但他同时也认为,“此其事虽非甚难,然亦不可期于目前”。(14)
显然,在梁启超观点的基础上,杨度对“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融合趋势和发展方向,又作了更加透彻的发挥和阐述。其所谓“中华民族”所包涵的“民族”范围,似乎也比梁启超此前更广一些。在他那里,融化五族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是与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即立宪后的“新中国”相对应的。但它同时也是中国民族发展史的自然延续。应当说,杨度此处所使用的“中华民族”一词,已经具有了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含义的雏形。只不过其尚不完全具备各民族平等融合的理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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