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此文发表后，革命派的重要代表之一章太炎随即作《中华民国解》一文，对之进行驳论。他在文中也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仍指汉族。但他批评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有误（以“华”初本地域名、国名，非族名），反对仅以文化同一认同民族的观点，而强调血统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期望汉族对满、蒙、回、藏的最终“醇化”，并承认满人在语言文化方面已有同化于中华的事实，不过他强调在这当中，还存在一个必先恢复汉民族政权的先决条件问题（15）显然，较之以往革命派更为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章氏此文的观点已经有所进步。从章太炎对民族血统问题的单向强调中，我们固然可以看到他思想的偏狭，但同时也能看到在杨度等人的民族认同意识中，只是关注文化认同一点的不足。事实上，中国各民族之间客观存在、长期延续的内在联系和一体性是极为广泛和深刻的，除文化之外，还包括血统联系的密切性等丰富内容。这一点，当然还无法苛求当时的人们。
以“华族”、“支那民族”、“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等来称谓汉族，在此后的立宪派和革命派那里，都不是个别现象。如1907年5月12日，革命派马君武曾发表《华族祖国歌》，歌颂黄帝、夏禹在“华族”发展史上的功绩，号召民族成员奋起挽救民族和祖国危亡，（16）诗中所谓“华族”，指的就是汉族。不过也应指出，即使是用来指称“汉族”的“中华民族”一词，在清末也还并不算常见词，甚至比“中国民族”一词的使用还要少得多。这可能与日本的用法有关。当时，日本一般称汉族为“支那民族”。中国留日学生或照搬使用，或直接译为“中国民族”（17）。
“中华民族”一词，真正具有中国现存各民族全面、平等融合的一大民族共同体的含义，依笔者之见，当在辛亥革命爆发和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它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基本形成，是紧密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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