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人为的制约，“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其结果只能酿成知识界为学的繁琐、僵化。英宗一朝,薛瑄以笃守朱子学而成一时大儒，据称“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明史·薛瑄传》。学术界中人的无所作为，于此可见一斑。至此，打破此一沉寂格局，渐成时代之要求。
薛瑄之后，陈献章、湛若水师弟继起，以“静中养出端倪”、“随处体认天理”，向朱子学的“格物致知”发起挑战。王阳明挺身其间，以学求自得而与陈、湛二家相呼应。在艰苦的历练中，他由合心与理为一、合知与行为一入手，最终形成“吾心之良知即天理”的“致良知”学说。迄于晚年，王阳明遂以“致良知”学说，掩陈、湛师弟而上，与朱子学相颉颃，号召四方，领袖群贤。
阳明心学的崛起，冲破明初以来繁琐、僵化的学术制约，给学术界一时带来了驰骋思维的清新之风。沿着学求自得的路径往前走，王阳明甚至敢于道出不必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大胆高论。他说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传习录·答罗整庵少宰书》）正是秉持此一实事求是的为学思想，在平定宁王之乱和广西民变中，显示了阳明学的经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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