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隐忍史局，弃妻子兄弟不顾”，为官修《明史》的成书，鞠躬尽瘁，耗尽心力。对此，黄宗羲还在他生前就留下过这样的喟叹 “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藉一草野之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南雷文案·补历代史表序》）已故著名史学家黄云眉先生曾就万斯同与清修《明史》有言 “不居纂修之名，隐操总裁之柄。”（《史学杂稿订存·明史编纂考略》）确然不刊，应属定评。
《文史通义》的救正风气之功
清代中叶，以经学考据为一时学术主流。浙东诸儒，若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后先而起，论学南北，皆足称一时儒林翘楚。其间，尤以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倡言“六经皆史”，总结浙东学术，建树救正风气之功，影响最为深远。章学诚为学之始，深受其浙东乡先辈邵廷采影响，主张“读书当得大意”，走的是“马、班之史，韩、欧之文，程、朱之理，陆、王之学，萃合以成一子”的为学路径。由于为学路径的不合时尚，致使他始终不能融入主流学术之中。然而置身风靡朝野的经学考据之中，章学诚并没有向一时风气屈服。相反，随着文史素养的与时俱进，他对考据学风的积弊展开了不妥协的批评，决意以《文史通义》的结撰去辟除榛莽，开创新路。该书自乾隆三十七年始撰，迄于著者嘉庆六年逝世，三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死而后已。而救正风气，开辟新路，则始终不渝，首尾一贯。正如章学诚晚年致书友人汪辉祖所述：“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榛芜。”（《文史通义·与汪龙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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