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时期内能得到统治阶级较广泛的支持,能在较长时间内把持大权,在沙皇政府内外政策的制定上起重大作用。
关于俄帝国主义的军事封建性,列宁在许多著作中已经有充分的论述。我们要着重指出的,是19世纪90年代俄国对华政策中的新因素,即资本帝国主义因素。
我们知道,19世纪50到60年代,沙俄侵华曾经达到高潮,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西北地区大片领土。经过30年的相对沉静后,19世纪90年代,由于俄国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它的侵华活动达到又一次高潮。这次高潮的代表人物不是别人,正是沙俄财政大臣维特。达林指出,维特企图在远东建立一个“大帝国”,而他就是“这个时代的大帝国的建筑师”[7]。维特对华政策的指导方针,是所谓“铁路与银行”的侵略,即“和平渗透”或“和平征服”政策。这一政策包括对华贷款、攫取筑路权和开矿权、夺取中国沿海港口、争夺在华势力范围等。他在接见一名荷兰记者时说:“我的座右铭是:贸易和工业总是打先锋。”[8]这句话最能说明维特的侵华战略:“维特的计划是……把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穿过满州的心脏,而且使这条铁路成为俄国的商业和经济侵入满州、朝鲜和尽可能多的中国其他部分的基础。维特不像他的某些同僚,他并不关心直接攫取沿俄国边界的中国领土。相反,他……给它(中国)贷款,支持它反对其他列强,从而把它置于俄国势力之下,并且从它取得铁路、贸易和经济的特权,把整个华北变为俄国独有,并且……在中国其他各地伸张其势力。”[9]显然,这样的政策与沙俄传统的侵华政策确乎有所不同。所谓“不同”,是说维特的对华政策在其使用的手段上和阶级内容上有不同于沙俄传统对华政策的新东西,即具有资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明显特征。波克罗夫斯基写道:“维特与其说是一个封建派,勿宁说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维特的远东政策毫无疑问地包含着某些帝国主义的胚芽。”[10](P85)阿瓦林说,维特是“俄国资本主义利益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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