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这种奖赏必定对中国有益。比如，在中国近代化事业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外聘洋员；在中国对外交往中大力襄助的外国政府官员等，清政府表示要“各如其以相酬”〔23〕。
“奏定宝星章程”颁布后通行各省，效果良好。但在实行中也发现有不够完善的地方，需要作出修改。比如：头等第二、第三的赏给对象不够准确，首先提出修订建议的是驻外公使许景澄，他对西方爵位广泛考察的基础上致函总理衙门。“应请衙门立案声明，头等第二宝星专赠各国世子并近支亲王，凡例袭王爵者不在此例，以昭划一”；头等第三宝星“应以部院大臣、头等公使为断，庶二等公使有爵者不能援照”〔24〕。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三月，总理衙门大臣在奏中力主采纳，“臣等覆加查核，所言甚有条理，与原奏慎重厘定分别等威之义亦属相符”〔25〕，因此应立案通行，得到批准。这是对宝星制度的第一次修订。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二月，经总署奏准对宝星式样进行了重大改造。中国原用宝星式样之弊在于“形方且重，与内地功牌相近，外人往往以为艰于佩用”，因此必须改铸，其参照系仍是外国宝星。“宝星取象列星，外国制造多为光芒森射之形，以显昭明而彰华贵”，李鸿章出防欧州曾提出过重要修订意见，故清政府决定今后宝星式样要“量与变通，参酌欧州各大国通行式样加以星芒改制，精工铸造”〔26〕，大小佩带不再绣龙形，其余名称、藻饰、錾刻等一律照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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