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治二年三月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十二月，清政府颁给洋人和国人的宝星总数实属不少，对当时中国社会也产生过一定影响。首先，对外聘人才的奖赏，由于把关较严，层层复核，因此质量较高，能够起到鼓励的作用。一个奖案一般要通过使用人才的基层官员的考察，督抚大员或各部首长的复核。清政府作为最后的审定机关有时还要征求总署或外务部的意见。各级审查的重点是该洋员功劳的大小，职务的高低及其与奏定宝星章程是否相符。如果复查无异即予颁赏。对宝星得主而言，这既是对他过去工作成绩的肯定，又是一种鼓励。比如：德国兵官汉纳根监造旅顺口炮台坚固，于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受赏三等第一宝星并三品顶戴。李鸿章称“该洋员感激图报”，仿照西洋新式做法建造日岛炮台并悉心指授在工员弁，实属著有劳绩，光绪十八年又奏请赏给二等第三宝星〔28〕。光绪二十年，清政府又以教练有方，大东沟之战奋勇效力为赏给他二等第一宝星〔29〕。由此可见，及时的宝星奖赏对受聘洋员有明显的激励作用。其次，清政府从联络邦交的需要出发赠予了不少宝星，李鸿章等人对此寄予了过高的期望，他常说要“酬其先事之劳，以策后来之益”〔30〕，但事实上效果并不明显。原因在于随着列强侵略的深入，中国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已无独立的外交可言，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清政府所授予的宝星不可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最后，赏给中国人宝星，因其受赏面小而影响不大，但它开了国人受赏宝星的先例而为中华民国所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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