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医传教是19世纪在华传教团的宗旨之一，这时，医学与传教联系在一起。早期传教医生来华时，其医疗活动是副业，是作为传教的手段。伯驾来华前，公理会给他的指示是明确的，公理会指示他：掌握中国的文字和语言，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利于今后开展工作；如遇机会，可运用自己掌握的内外科知识，解除人民肉身的痛苦，但必须铭记，这些活动只能“作为福音的婢女”，医生的特性决不能代替传教士的特性。伯驾马上领会差会的精神，表示要把解除肉身的痛苦与拯救灵魂联系起来，他说：“我最大的荣誉是，我到中国去是作为耶稣基督的传教士去的”（注：W. W. Cadbury and M. H. Jones,　 At　the　Point　 of Lancet, One Hundred Years of Canton Hospital,　1835 ～ 1935. Shanghai:1935,P.28～29.）。友人给他的送别诗是：“天堂轻风欢畅，伴君横渡大洋。肩负上帝重托。志在中国解放。上帝恩泽普被，虽死犹自荣光。传播救世福音，黑暗从始光亮”（注：乔纳森·斯潘塞著，曹德骏等译：《改变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39页。）。归根到底，教会在华办医，对病人的“肉体拯救”最终是为了“灵魂拯救”，直接目的是为传播基督教铺平道路，使医疗成为福音事业的从属。 

然而，传教医生和传教团之间，很快就对医学和传教两者关系持有不同的态度，出现了矛盾。这种矛盾首先表现在传教医生在实际行为上的顾此失彼。来华的传教医生，无论他们原来抱有何等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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