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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传教 与近代广州西医业的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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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20: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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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看法，雒魏林主张行医与传教分离。但是，传教团却不那样看。它认为伯驾没有处理好拯救灵魂和肉体痛苦的主次关系，相反，正好是主次颠倒。伯驾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认为，他在治病中，得到病人的尊敬和信赖，这就说明作为手段的医疗活动对传教大有好处。他说：病人“不仅将听到，而且将感到从西方来的人是好人。这种影响将是无形的，但却是强有力的。因为在慈善事业中有着不可抗拒的、令人感动的东西……”（注：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2,P.188.）。伯驾的支持者曾评价他的医疗活动，说：“外科是他的宣教者，并使他的医院成为一所教堂，但这并非全部，他给他们基督教书籍和药方。他的医疗本身就是宣教”（注：W.W. Cadbury and M.H. Jones, At the Point of Lancet, One Hundred Years of Canton Hospital, 1835 ～1935. Shanghai:1935, P.98.）。但是，教会并不理解这些，公理会于1843年撕毁与伯驾的协约，两年后又撤消对伯驾的支持。这正好说明传教医生和传教团的分歧。
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认识，围绕着“医学传教”引发出一场争论。有人认为，作为传教媒介，医院是失败的。（注：高唏：《在近代中国的“医学传教”》，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222页。）而传教医生却认为，教会医院可以为传教提供机会，但必须把握好机会；传教医生与牧师相比，传教医生很可能是个“更能激动人心的宣教者”；中国对医生的需求超过对牧师的需求。争论的结果，越来越多的传教医生对行医必须以传教为目的有所不满，相当部分传教医生脱离传教团，自行挂牌行医。
随着时间的流逝，传教团和传教医生在认识上的分歧拉开了，医学和传教相结合的关系开始松驰、淡化，两者开始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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