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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传教 与近代广州西医业的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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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20: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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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离异的过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平等条约规定了“传教自由”，传教士可以自由地在华传教，他们不仅活跃在通商口岸，而且深入到内地传教。传教既然松禁了，那就再也用不着过分的掩饰，于是，医学传教已不再是传教的最佳方式，医学传播也逐渐地与布道目的相脱离。到了七八十年代，传教医生的观念变了。他们发现，中国更需要的是他们的医术和药物，而不是《圣经》，于是，有些传教士逐渐热衷于以自己的医术换取清廷对西医学的认同，他们的精力集中在在中国开拓西医的新领域。与此同时，一些专职医生陆续来到中国，参与了西医传播的行列，这么一来，医学传教中的宗教色彩也就渐次淡化。1886年“中国博医会”的成立，标志着医学传教工作的终结。随着近代化规模的医院出现，医院虽然由教会创办，称教会医院，但已成为从事医疗诊治和研究的机构，传教医生已不担任传教工作，而致力于西医学在华的介绍和传播。
回顾“医学传教”的历史，西医事业与传教事业在中国的遭遇截然不同。医疗活动和传教活动的结果是，就医者众而入教者寡。中国人对西医的态度，从怀疑到接受和认同，中国人对传教医生的医学活动的赞誉，正是这一态度的反映。中国人称赞的正是医生的伯驾和嘉约翰，而不是传教士的伯驾和嘉约翰，更不是外交家的伯驾。至于他们在医疗上的失职，拿病人作为新药物的试验品，以及对医疗成果的正面效应无限拔高，中国人也自有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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